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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9章 初唐四杰与遣唐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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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39章 初唐四杰与遣唐使 (第2/2页)

特人。

    长安一百零八坊,住着半个亚洲。其中最虔诚的学生,来自海东。倭国——后来改称日本。第一批遣唐使,贞观四年从难波津启航。

    大使犬上御田锹,年轻时做过遣隋使,这一次,他带着留学三十年的僧人学成归国,再次西来。

    大唐那边,也派了使者回访——高表仁,跟他一起渡海东去,唐日之间,第一次互遣使节。从此,海路上樯帆相望。

    贞观年间,学问僧旻、高向玄理先后归国。这两个人,在日本是弃子,在大唐学了二三十年。回国不久,一场政变改变了列岛——

    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,诛灭权臣苏我氏,孝德天皇即位,建元大化。新政权的国博士,就是旻和高向玄理。

    大化改新的诏书,从班田、赋税到百官,处处都是大唐制度的影子。两个留学僧,把一座长安的骨架,背回了日本。

    此后,一批又一批,冒着覆舟之险,渡海西来。史称遣唐使。遣唐使不是一个人,是一支使团。

    船数艘,人二三百——大使、副使、判官、录事,加上留学生、学问僧、工匠、水手。出发之前,有一整套仪式。

    天皇授大使节刀——节刀在手,如朕亲行。使团先拜住吉大社,祭海神;再到难波津登船,长官捧着节刀立在船头。

    母国的君臣送到海边,望着帆影消失在水平线上。谁都知道,这一去,未必回得来。渡海是玩命的差事。

    没有海图,没有罗盘,靠着季风与经验,黑水洋上一漂就是月余。风暴一来,桅折船裂,一船人喂了鱼。

    唐初几十年间,溺死在海上的日本留学生,不知凡几。可还是有船来。一批,又一批。来学什么?什么都学。

    官制——回来照搬,大化改新之后,日本设二官八省一台,几乎就是尚书省的翻版。

    田制——回来照搬,班田收授法,脱胎于均田令;租庸调制,连名字都没改。

    都城——回来照搬,藤原京、平城京,一条朱雀大街贯穿南北,宫城居北,坊市如棋盘——一座座小长安,在奈良的盆地里生长。

    文字——汉字拿去,草书偏旁拆下来,拼成了假名。法律——《大宝律令》,以唐律为母本,删删改改,颁行列岛。

    一句话——搬不动的搬图纸,搬得动的连魂一起搬。这一年,又一艘遣唐使船,泊在了登州港。

    使团里有一名年轻的留学生,姑且叫他井上。井上随使团登陆,经莱州、汴州,走了两个月,第一次望见长安的城墙。

    那一天,他站在明德门外,半天没有说话。城墙高得遮住了太阳,门洞五道,一眼望不到头。入城那日,恰逢望日。

    井上在长安的一日,是这样过的——

    天不亮,承天门上的晓鼓敲过,六街的街鼓次第应和,声浪从皇城滚向坊市。鼓声里,坊门开启。

    外国使节入城,自有规制:鸿胪寺典客署接引,安置四方馆,粮料、炭火按例供给——留学生入学,还赐衣赐绢。

    大唐待客,给的不是客气,是制度。一百零八坊,像一百零八个棋盘格子,同时醒来。

    他随人流走上朱雀大街——宽一百五十步,比平城京规划里最宽的路,还宽出三倍。街东,是万年县;街西,是长安县。

    一街之隔,两个衙门管着一座城。上午,他随正使入太极宫朝见。太极殿前,丹墀之上,钟磬齐鸣,仪卫如林。

    天子赐宴,命妇献乐,礼官唱赞,一步一规矩。

    井上在丹墀下跪拜,额头贴着金砖,心里在飞快地记:这一礼,回去要写进仪制;这一宴,回去要写进礼典。午后,他去国子监。

    那场宴,井上记得最细。殿上不设合席,诸官各据一张矮足食案,席地跪坐,一人一案,一案一份——蒸饼码在案头,炙肉切作小脔,时果按人配给,连酒盏的样式,都是各归各的。礼官引着上菜的次序,先果后馔,先酒后饭,一步不许乱。井上跪在自己的食案前,把这些一条一条记在心里:点心的形制、配份的数目、进馔的礼数——将来,都要照这个样子,搬回海那边的朝廷去。

    国子监里,诸生济济,其中高鼻深目者不在少数——新罗学生最多,排满了讲席前排。

    新罗王族子弟金春秋父子,先后入唐宿卫,在长安一住多年,回国一个做了王,一个继位也做了王。

    吐蕃、高昌、渤海……四夷子弟入国学,前后八千余人。长安的太学,是半个亚洲的太学。

    祭酒讲《礼记》,讲井田,讲均田,讲租庸调。井上听得入神。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:唐国的强,不在城墙,不在刀兵。

    在这间讲堂里。在典章制度里,在一套让千万人生死有序的规则里。傍晚,他逛东市。

    东市西市,各有二百二十行——绢行、药行、铁行、秤行、鱼行、书行。

    驼队从西域来,刚进西市,卸下的香料还带着于阗的沙味;胡商牵着高鼻深目的骆驼,铃声一路响过十字街。

    波斯邸里卖宝石,胡姬酒肆里劝酒,鞍辔铺里明光铠标价百万。井上买了一卷《文选》,一方端砚,两锭墨。

    书肆主人问他:番客也读汉书?他答:敝国读书人,不读汉书,算不得读书人。主人笑了,多送他一部历日。

    夜里,他回到四方馆的住处,就着油灯写日记。鼓声六百下,坊门关闭,武候铺的街卒巡行六街——长安的夜,是有规矩的夜。

    写今日所见,一笔一画,全是汉字。写罢吹灯,满城灯火从窗纸上透进来——

    长安是不夜的。这一日见闻,将来会变成什么?变成律令,变成佛寺,变成平城京的坊市,变成东瀛书页里的汉诗文。

    这一日见闻,后来跟着他回了国。归国后,井上入了大学寮执教,再后来,进了撰定律令的班子。

    他把记在心里的东西,一条一条,写进日本的第一部律令。

    ——史笔后议。

    有唐一代,日本遣唐使前后十九批。

    一批批人渡海而来,学成归去,把一座长安,拆散了装进船舱,运回列岛,再一砖一瓦地重新搭起。

    十几年后,白江口一战,日本水师百余艘,被唐军焚毁殆尽。败了。败得毫无脾气。

    耐人寻味的是,战败之后,日本的遣唐使,派得更勤了。

    被打服,不如说被学服——它看清了那个一衣带水的邻居,是何等体量的文明。模仿到这个地步,已经不是模仿,是皈依。

    有人问:为什么偏要学唐?井上们用脚回答了这个问题——

    波斯太远,天竺太乱,大食的典籍读不懂。

    只有一个长安,制度完备,典籍浩繁,物价平准,夜里不用闭户——还敞开国子监的门,容外邦子弟列席听讲。

    文明的高处,就是人心所向的方向。而这一切的源头,在贞观。在轻徭薄赋,在夜不闭户,在一个让远方觉得值得学的王朝。

    第四节文化输出——汉字与佛法的东传

    遣唐使的船,是空着来的,是满着回去的。船舱里码着的木箱,过了海关,由官府车马一路护送到难波津。

    开箱那天,往往还有皇子在场。满舱装的是什么?典籍。纸上的字,比刀剑的分量重——刀剑护得了一时,字养得了一国。

    一批一批的遣唐使船,从明州、登州、楚州起航,船舱里码着木箱,箱里是一卷一卷的书——

    儒经: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。史书: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。

    文集:《文选》《楚辞》,还有最新最时髦的唐人诗卷——

    四杰的诗,就在其中。王勃的集子,传到了日本,平安朝的文士人手一卷;《游仙窟》在国内失传,靠东瀛的抄本留了下来。

    几十年后,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,行囊里的清单足以让长安书商咋舌——

    《大衍历》一部,《乐书要录》一部,还有测影的铁尺、铜律管。

    传说片假名也出自他手:取汉字偏旁,标日语音——真伪难考,但汉字催生假名,是不争的事实。

    再后来,空海入唐,携回的密教典籍与书法,又开出一片新天地。

    而这一切东渡的珍宝,有许多至今还躺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——唐代的墨、唐代的琴、唐代的屏风,一藏就是一千二百年。

    一座仓库,就是一个王朝的背影。佛经,更是大宗。大慈恩寺新译的经论,一部一部东渡。

    随遣唐使船西来的学问僧,在长安求法十几年,归国时经卷装满数船。

    道昭,日本法师,随遣唐使入唐,直奔长安,投在慈恩寺玄奘门下。玄奘亲授他法相宗义理,又赠他利涉之言。

    道昭归国,行脚传法,夜宿路边,说法不辍——日本人说,他是行脚僧风气的开创者。法相宗从此在日本开枝散叶。

    后来,鉴真和尚六次东渡,带去的经卷、佛像、医药、建筑、书法,把这场文化搬运,推到了顶峰——

    那是百年后的事了,火种却是在这时埋下的。新罗更近,学得更狠。新罗留学生入唐国子监,与唐人同场应举,及第的叫宾贡进士。

    崔致远十二岁入唐,十八岁及第,一手骈文写得比唐人还地道。新罗的衣冠、历日、谥法、陵寝制度,无一不仿唐。

    连腰间的带,也照着大唐的样子铸。唐制:带銙缀于革带,以材质别尊卑,三品以上方能饰玉。新罗学了这个规矩,贵臣的带上也缀起玉銙。使臣归国,行囊里除了典籍佛经,还常悄悄带上几副长安玉工的带銙——半岛上制不出那样精的玉,一枚玉銙,便是一份从长安带回的体面。

    朝鲜半岛上,汉文是官方文字,一用千年。山东沿海,楚州、涟水,聚居着新罗商人,坊市称新罗坊;

    山东半岛的赤山法华院,是新罗人建的寺院,张保皋的商船队以此为基地,纵横黄海——

    唐的文明,像水一样,顺着商路与航线,漫向四邻。有唐一代,输出的是什么?是汉字,是佛法,是制度,是诗。

    可细想之下,输出的其实是一件东西——

    一种活法。一种“可以这样生活、可以这样治理、可以这样安顿身心”的样板。制度是骨架,文字是血脉,佛法是心肠,诗是呼吸。

    一船典籍渡海,就是一个文明在播撒自己的种子。种子不带刀兵,不派官吏,不立旗帜。可它落了地,百年千年,改天换地。

    有的种子落在石板上,枯了。落在东瀛的种子,生根了,发芽了,长出了另一个模样——

    像,又不全像。日本学了唐的一切,学到最后,还是日本;新罗学了唐的一切,学到最后,还是新罗。这正是唐的伟大之处——

    它从不强求别人变成自己。它只是把自己活成灯塔,让渡海的人自己来看,自己来学,自己决定带走什么。

    ——史笔后议。

    六十多年后,开元五年,又一艘遣唐使船抵达长安。船上有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,叫阿倍仲麻吕。

    他入国子监读书,后来科举及第,在唐朝做官——左补阙、秘书监、卫尉卿,一路做到镇南都护、安南节度使。

    一个日本人,管着大唐的南疆。朝廷赐名:晁衡。玄宗待他极厚,他上表请归,皇帝不许;再请,仍不许。

    天宝十二载,他终于获准随遣唐使东归,玄宗亲自题诗相送,王维写序——

    “乡树扶桑外,主人孤岛中。”长安的故人,都当这是一去不回了。

    他和王维、李白结为朋友;李白写诗送他东归,误传他海上遇难,挥泪写下《哭晁卿衡》——

    “明月不归沉碧海,白云愁色满苍梧。”他其实没死,船漂到了安南,九死一生,又回到了长安。

    李白白白哭了一场,把诗写在人间,一哭就是千年。此后余生,他再没回过日本。

    代宗朝,他官至光禄大夫,兼御史中丞,北海郡开国公,食邑三千户——客卿做到这个份上,前无古人。

    大历五年,晁衡卒于长安,终年七十三。朝廷追赠潞州大都督。一个日本人,葬在了大唐的官册里。

    遣唐使阿倍仲麻吕(晁衡)在长安住了五十三年。

    他学成那夜,站在大雁塔上望东——

    海那边是他的故乡,海这边成了他的家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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