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7章 乱平·藩镇定局 (第1/2页)
安史八年，焚尽半壁山河。当最后一个叛首自缢林中，盛唐的棺木，又被钉上了一道钉。可钉得住叛首，钉不住裂土；钉得住战乱，钉不住人心。这便是平定之后，最大的不平定。
第一节最后的决战——史朝义之死
宝应元年（762）秋，代宗李豫既立，朝局稍定，便决意彻底了结这拖了七年的安史之乱。回望天宝末年的那场渔阳鼙鼓，谁也不曾料到，它竟绵延八载，焚尽半壁。史书载，乱前大唐户约九百万、口约五千三百万；及乱平，在籍之户，十不存四，中原“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”，两河之间，几无人迹。这不仅仅是数字的蒸发，是一整代人的家破人亡。当史朝义的枯骨委于林莽时，河北的麦田里，还散落着八年未归的征人白骨——战争终结的那一天，土地上长出的第一样东西，是荒草，不是禾苗。
是年十月，新任天下兵马元帅为雍王李适（代宗长子），副元帅仆固怀恩，会合回纥登里可汗之兵，大举东向，再攻洛阳。这一回，唐军不复邺城之溃的狼狈（前章“邺城之溃”已书其耻），号令既一，将士用命。仆固怀恩本为回纥女婿，其女嫁与登里可汗为可敦，翁婿同阵，里外相应，铁骑踏处，叛军瓦解。怀恩久经沙场，深知河北叛军虚实，此番用兵，专攻史朝义之必救，步步紧逼，毫不留情——他半生平叛，族中死伤累累，于安史余孽，实无半分容情。洛阳城下，两军决战。唐军与回纥夹击，史朝义亲率精锐死战，阵前几番冲杀，竟不能破。残阳如血时，叛军大溃，尸横洛阳城外。史朝义收得残部，终是不敌，败走郑州，再走汴州，渡河北遁，一路溃散，所过城邑，望风或降或闭，再无人肯为他开城门。此战既捷，仆固怀恩功冠诸将——他一门殉国，姐妹皆为和亲远嫁，于平叛中几无完族，论功当为第一。然代宗朝的宦竖，最忌的便是“功高”二字（前章“宦祸与藩镇”所书之祸根），鱼朝恩辈早已侧目。怀恩性刚，不屑逢迎，自此功成而谤生、勋著而疑起，埋下日后举兵之怨——直至永泰元年（765）引回纥、吐蕃入寇，才有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那一幕（前章“郭子仪·功高谦退”余响所书）。平乱之功臣，竟成了下一个乱源，这便是乱世最吊诡的轮回：你刚扑灭一场火，火星已溅上了下一个屋檐。
史朝义，是史思明之子。当年他于邺城军中弑父自立（前章“史思明复叛与河阳之战”已书其逆），原以为能承父业、据河北，与唐室分庭抗礼；岂料父死而众叛，诸将早厌其残暴。当其败走范阳、欲投旧部时，才发现范阳已非己有——留守的部将，早已开门纳款，降了唐廷，连史思明旧日的亲兵，也倒戈作了新朝的功臣。途中有一幕尤堪玩味：史朝义行至莫州，麾下大将田承嗣（即日后魏博节度使）佯作忠勇，劝朝义亲赴幽州调兵、自请留守，实已暗通唐使，待朝义既去，便闭门不纳，举州而降。史朝义行出百余里，尚待田师来援，忽闻莫州易帜，方知被卖。他立于荒原，望北天苍茫，良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天不欲吾活。”遂纵马北去，再无回顾。这“被自己人卖掉”的结局，与他当年“卖掉父亲”的往事，恰成一个闭环——史思明弑君（安庆绪）而起，史朝义弑父而立，及至末路，又被父之旧部所卖。乱世之中，背信者终死于背信，这或许，便是安史一党最公正的审判：不是唐军审判了他们，是他们彼此，审判了彼此。史朝义自邺城杀出时，尚有数万之众；及至莫州，身边只剩数十骑，再走，仅余胡骑数人。当年弑父夺位之夜，洛阳城中曾有人放一盏孔明灯，灯上写着“父子相杀，天理何在”（前章“史思明复叛与河阳之战”钩子所书）——如今看来，这“天理”，竟以这样一种荒凉的方式，落到了史朝义自己头上。弑父者，终被父之旧部所弃；窃国者，终被国之所不容。史朝义走投无路，于广德元年（763）正月，窜至范阳城外的温泉栅，自缢于林中。
史载，史朝义至林中，左右散尽，独与胡骑数人相随，自知不免，乃缢死于树下。那是个雪后初霁的清晨，林子里静得能听见枯枝坠雪的轻响。史朝义解下腰带，递与从骑，淡淡道：“善事新朝，勿念我。”言罢，将带端系于枝桠，引颈就缢。从骑不忍视，皆转过身去。那个曾弑父、曾僭号、曾梦想坐拥幽燕的“大燕皇帝”，最终，连一口像样的棺木都没有，草草了结在这无人知晓的荒林里。树上的雪，被他最后的挣扎震落，纷纷扬扬，盖住了他蜷曲的身躯——像替这乱世，盖上一层勉强的白。多年后，有猎户入林，见枯树下白骨一具，不知是谁；只道乱离年头，林中枯骨，原也寻常。而史朝义之名，倒是因着“弑父”二字，被写进了史书的最末一角，供后人一声叹息。盛也勃焉，亡也忽焉，安史一党，终以这样的方式，为这场八年之乱，画上了句点。
同年正月，历时八年、席卷半壁江山的安史之乱，终于宣告平定。洛阳城破那日，百姓夹道，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木然。一名当年曾跪迎“大燕”旗号的老人，此刻又跪迎唐军，膝下砖石未凉，脸上已换作恭顺——八年间，这般“跪迎”的戏，他在洛阳演过三回。史朝义败走时，城中米价曾腾贵至一斗万钱，人相食；及唐军入城，开仓赈济，百姓方知“王师”二字，原也可以是活命的恩。可这恩，来得太迟，也去得太快——来年河北三镇一立，税赋自专，洛阳周遭的百姓，不过是换了种法子，继续纳那永远纳不完的粮。老卒烧戍衣时，城下那点庆功的喧闹，与他无关；他守的，从来不是哪面旗，是哪面旗下，能让他妻儿喝上一口热粥。
洛阳城头，一名跟随郭子仪征战多年的老卒，卸下了戍衣——那件补丁摞补丁、浸过血也浸过汗的征袍。他没把它叠好收起，也没拿去换几文钱，而是蹲在垛口，就着一簇未熄的篝火，把戍衣点着了。火舌舔着布纹，腾起一股焦糊的、说不清是腥还是暖的味。老卒看着火，看了很久，忽然咧嘴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八年了。他身边的弟兄，十个里活下来不到三个。如今仗打完了，衣烧了，他竟不知自己该回哪儿去——故乡早成了焦土，妻子早没了音讯。火灭了，灰被北风吹散，落进洛阳城的砖缝里。一个老兵烧掉戍衣，烧不掉八年的记忆，也烧不掉这乱世烙在他骨头上的寒。他想起出征那年，妻子在村口给他系上这根布条，说“等着你回来，粥总是热的”。如今粥未必热了，村口也未必还在。他摸了摸怀里那半块干粮，忽然觉得，自己烧掉的不是一件衣裳，是八年的青春、八年的命、八年的，再也回不去的家。远处，新受封的将军正大摆庆功宴，丝竹喧天；城头上，只有这个无名老卒，守着一撮冷灰，在风里，把自己哭成了一个孩子。
第二节裂土之封——河朔三镇定型
仗是平了，可怎么“善后”，却成了一道比打仗还难的题。
安史余部，盘踞河北者众。田承嗣据魏博，李怀仙据范阳、卢龙，薛嵩据相、卫，张忠志（后赐名李宝臣）据成德——这些人，本是叛将，手里有兵，地盘是打出来的，朝廷一时根本剿不动。代宗初立，国力凋敝，府库空竭，实在经不起再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。朝中计议，多数人主张“以贼制贼”：索性招抚余部，授以节钺，令其自守河北，换一个表面的太平。有耿直之臣力争，言“河北豺狼，不可遗种”，代宗叹道：“朕非不知，然国力如此，纵欲剿之，将何以给军？”一句话，道尽新朝的力不从心——不是不想平，是平不起。
于是，一纸诏书下去，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，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，薛嵩为相卫节度使，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——河朔三镇（魏博、卢龙、成德，习称“河北三镇”）及其周边，自此成了朝廷册封、实则割据的“国中之国”。
最具象征意味的，是那三枚节度使印信。
朝廷铸好，遣使北送。使者捧着锦匣，过黄河、入河北，一路上但见城头换了旗号，守卒仍是旧日的叛兵，只是盔甲上的“燕”字刮去了，描上个“唐”字，便算“归顺”。到了魏州，田承嗣接印，并不跪拜，只就着案几把玩那方铜印，指腹摩挲着印纽上的虬钮，半玩笑半认真地道：“这印，是朝廷给的，还是我自己铸的，又有谁分得清？”左右噤声。卢龙、成德亦然，三枚印信入了三姓之手，河北的版图，便从这一天起，悄悄裂了一道再也合不拢的缝。田承嗣此人，尤善“养寇”——他于魏博境内，选骁健者为“牙兵”，厚其廪给，父子相继，视同私卒；又收安史旧部残魂为“义勇”，号“魏博七州子弟”，使之世为兵、居则纳税、出则荷戈。薛嵩据相卫，性稍宽缓，然亦自署官吏、不纳贡赋；张忠志据成德，后赐名李宝臣，于镇州缮城浚隍，阴蓄异志。朝廷遣使宣慰，三镇皆“郊迎”而“内距”——表面伏拜称臣，转过身便议“朝廷又来夺我兵权否”。使者归来奏报，言“河北渐安”，代宗明知是粉饰，也只得姑息，权作“安”了。一座王朝的体面，至此，全靠彼此心照不宣的谎言，勉强维持。每逢岁节，三镇照例“进奉”——一车车珍玩、名马送入长安，名为“臣礼”，实则买安；朝廷则回赐以爵号、锦彩，名为“恩典”，实则买静。这般“以财交换皇权、以权养财”的默契，恰是本卷题眼“财富与权力”最刺骨的注脚：当信义崩塌，财富与权力便只剩赤裸的交换，而交换的两端，谁也不信谁。田承嗣曾于魏博军中，为安史父子立“四圣”祠，春秋祭祀，公然追慕叛首；朝廷闻之，竟不敢问，只命“毁之”了事，田承嗣表面应承，背地迁移别庙，照祭不误。中央的诏令，出得潼关，便成了一纸空文——这，便是“裂土之封”最真实的代价。追本溯源，节度使一制，本为开元中李林甫为固宠，请罢儒臣领边，专用蕃将与寒人，使之“既有土地，又有人民，又有甲兵，又有财赋”，原为御边之计；不期养虎为患，终成安史之乱的温床。及乱平，朝廷非但不能废此制，反因河北不可猝制，将这“病根”原样保留、且遍设于内地——以藩制叛，以叛制叛，循环往复，竟成了唐室甩不掉的宿命。一个制度的初衷再好，一旦失去了驾驭它的能力与监督，便会反噬其主。这道理，玄宗不懂，肃宗未暇懂，代宗想懂而力不能——历史的教训，往往要等王朝走到尽头，才被人看清。自此，魏博之强，甲于河朔，而朝廷之命，不出潼关。更可叹者，田承嗣死，军中“推”其侄田悦自立，朝廷遣使吊祭，事后追认了事——这般“父死子继、弟终兄及”的“河朔故事”，竟成河北祖制，朝廷派去的刺史，往往到任一二年便“暴卒”，或由军中另“推”一人，中央竟无可奈何。
朝廷不是不知其患。郭子仪曾在代宗榻前（前章“郭子仪·功高谦退”所书），屡言河北当徐图之、不可遽纵；可彼时吐蕃频扰西陲，宦官掣肘于内，代宗纵有心思，也无力北顾。鱼朝恩辈（前章“宦祸与藩镇”所书），更乐得河北远乱、无暇西顾——藩镇坐大，反倒衬得他们“近臣”不可或缺。一枚枚节度使印信背后，是王朝版图的暗裂，也是中枢权力的失重。郭子仪功成不居、府门洞开（前章已书其谦退），尚且逃不过宦官的猜忌；如今这些手握重兵、桀骜不驯的降将，又岂是几道诏书能驯服的？代宗望着北送印信的驿使背影，良久无言——他接过的“那副担子”（前章“肃宗驾崩”钩子所书），此刻又添了千斤。一枚印信送出容易，想再收回来，却是难如登天。
自此，河朔三镇，表面奉唐正朔，岁时不朝，税赋自专，将帅自署，法令自出。父死子继，弟终兄及，朝廷派去的刺史，往往到任即死，或由军中“推”出自己人。这般局面，竟绵延百余年，直到唐亡。这一节“裂土之封”，写的不是封赏，是妥协——一个元气大伤的王朝，把伤口，缝成了一道永远化脓的疤。
第三节丝路转向——海上丝路的兴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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